这篇科普传记写于哈雷诞辰三百七十周年，依据传记《Edmond Halley: The Many Discoveries of the Most Curious Astronomer Royal》写成，不是新的档案考订。它要纠正的印象很明确：哈雷彗星只是公众记住的一项，真正贯穿其一生的，是把天空、海洋和人口都当成可以测量的对象。

家庭财富是起步条件。父亲每年给他大约三百英镑，相当于当时皇家天文学家政府年薪的三倍，使他能在拿学位前远赴圣赫勒拿。二十岁出头的他在云量偏多的岛上坚持约一年，测定三百四十一颗南天恒星的位置。一六七七年，他观测到水星凌日，并由此想到：若在地球不同地点精确记录行星掠过日面的时间，就可能用视差推算日地距离。金星更理想，可金星凌日极为罕见，哈雷本人一辈子没看到。

文章最有力的部分，是他如何促成牛顿写出《原理》。一六八四年，雷恩悬赏证明：若太阳引力与距离平方成反比，行星轨道会是什么形状。胡克声称自己已经证过，却拿不出书面证明。哈雷去问牛顿，牛顿脱口而出“椭圆”，随后寄来九页的《论运动》。哈雷不断催稿、校样，并在胡克争夺优先权、牛顿扬言扣下第三卷时从中调停。皇家学会刚因滞销的《鱼类史》几乎破产，于是由哈雷承担印刷费用。一六八七年这部书问世。德摩根后来评价：没有哈雷，《原理》也许不会被构想出来；即使构想出来，也未必完成；即使完成，也未必能够出版。雷恩是否真的记得一六七七年那次讨论，文章承认已经无法确定。

此后哈雷两次驾驶“帕拉莫尔号”测量大西洋磁偏角，分别完成约五十次和约一百次观测，并在一七〇一年绘出把相同磁偏角连成曲线的地图。这类等值线图，后来成为等高线、等压线的共同画法。他试图借助天象测定经度，但这种方法不能在航行途中随时使用，实际价值有限。真正让他进入公共记忆的，是一七〇五年《彗星天文学概要》里二十四颗彗星的轨道。一五三一年、一六〇七年和一六八二年三次记录间隔约七十六年，轨道也相近。哈雷据此判断它们是同一颗，并预言一六八二年那颗会在一七五八年前后回来；木星和土星的扰动可以解释几年误差。他于一七四二年去世。十六年后天主教的圣诞节，德国农民兼业余天文学家帕利奇看到了这颗彗星。

文章还写到他研究信风、试验潜水钟、依据布雷斯劳人口数据编制生命表、自学阿拉伯语翻译古希腊几何，并把金星凌日测日地距离的方案留给一七六一年和一七六九年的后人。那两次国际联测得到的日地距离，已与今天的数值相差只有几个百分点。传记难免选择和简化，优先权和航海贡献仍应回到原始通信与专业史中核对。它真正要说明的是：牛顿在理论上统一了天地，哈雷则让彗星这种曾被视为灾异的天象，变成可以计算、甚至可以提前几十年等待的对象。

这是一篇调查报道，不是关于成瘾或假赛的研究。作者访谈前猛龙球员乔泰·波特、其家人和前FanDuel贵宾经理，并核对交易记录与司法材料，把个人崩溃嵌进体育博彩合法化的制度史里。核心不只是“球员赌输了”，而是合法应用如何把比赛改造成连续刺激，再把最失利的人升级成贵宾。

波特因膝盖多次重伤错过选秀，后被灰熊签下又很快被裁，共拿到约两百万美元薪水和二百七十万美元保险补偿。他记得自己曾在一个周日下注十二万五千美元，几乎到手却最终输掉；作者核对流水后发现，同一个周末他另外还下了一百四十三注，总额超过一百万美元，而他自己几乎不记得。他曾把房屋抵押贷款的五十万美元全部输光，也曾连续近三天投注快节奏的乒乓球并赢回一百多万美元。

报道回溯了产业如何改写法律。二〇一八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全国性禁令后，各大联盟的态度同时翻转：NBA投资了FanDuel，职棒大联盟投资了DraftKings。总裁亚当·西尔弗曾撰文呼吁全国合法化，并引用后来被证伪的每年约四千亿美元非法投注数字。到二〇二一年底，三十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已使体育博彩合法。官方渠道的体育投注从二〇一七年约五十亿美元，增至报道所称“去年”的一千六百多亿美元；五十岁以下男性中约一半拥有相关账户。

应用通过增加可投注运动、局内附加盘和串关，把一场比赛拆成连续杠杆。据内部材料，FanDuel约两成用户会形容自己“有点上瘾”。贵宾计划更直白：会赢的人常常被限制额度，输得够多的人才成为贵宾。波特开始使用FanDuel的头两周投注额超过三千万美元；PayPal入金即时到账、扣款滞后，相当于变相提供信贷。内部数据显示，贵宾不足月活跃用户的百分之零点五，却贡献近六亿美元收入；当年公司总收入据报道约二十亿美元。

波特曾接受治疗，又在二〇二三年十二月重返NBA。债务把他推向庄家。报道写到，二〇二四年一月他对快船一战假装眼伤离场，三月对国王一战自称不适离场后，庄家购买至少七注以其个人数据为标的的串关，潜在赔付超过一百万美元，却被风控系统立刻标记。他后来对电信欺诈认罪，并曾把枪抵在自己头上；文章引用的估计是，赌博成瘾者中近两成曾试图自杀。谁先提出假伤、威胁到哪一步，当事人说法并不一致；所谓黑手党中间人的电话还指向同案另一人，因此不能排除有人伪造“黑帮逼债”。

文章把它写成公共健康预警：合法化州的赌博成瘾率据称上升约六成；十三至十七岁青少年中约百分之四十三过去一年参与过赌博，其中约一成属于高风险。约九成年轻用户相信自己能赚钱，但只有约百分之四的账户真正盈利。按报道所引趋势，美国人未来五年可能向商业赌博损失约一万亿美元。这些数字口径并不统一，不能当成对整个产业的审计结论。报道把产品设计、联盟分成、贵宾挽留和假赛压力放进同一条因果链，而不是把责任单独归给意志力。

这是一篇综合已有研究和历史例证的心理学评论，不是一项新的实验报告。正文要追问的是：人们为什么总把世界迅速分成受害者和恶棍，这种分类会带来什么后果。

开篇是一九四五年特拉维夫公交车上的冲突。有人指认哈伊姆·莫尔查兹基曾在波兰本津的犹太委员会负责挑选谁被送去劳动营，乘客随即围殴；他本人后来也被送往奥斯维辛。普里莫·莱维把这类人物放进“灰色地带”：动机可能是自保，也可能是对压迫者的模仿，很难简单归入其中一类。作者由此转到当代政治心理：调查显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大大高估对方支持错误监禁、逃税、贪污、虐待动物甚至儿童色情的比例，而真正如此的人很少。

研究被分成对称的两股力量。库尔特·格雷等人关于“道德类型化”的工作发现，一旦某人被看成恶棍，其感受痛苦的能力也会被低估，与此同时，受害者会被抬高。所谓“美德受害者效应”是：人们更可能忘记受害者从前的过失，也更容易把他们看成更道德、更可信。这种抬高有助于恢复正义，因为它既激发对加害者的愤怒，也促使援助受害者。但模板过于纯洁时，不够“标准”的受害者就会被排除。关于性侵认知的研究表明，即便存在明确的身体反抗，只要受害者此前曾与侵犯者有过合意的亲密接触，哪怕只是接吻，人们仍会降低对其品德和应得支持的评价。

受害者自己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好？流行说法强调创伤后成长，或“由苦难产生的利他”。贾亚维克雷梅指出，一旦离开个别故事，经验证据相当不稳；有研究甚至发现，提醒人们自己曾受害，会降低他们在无关情境里提供帮助的意愿。另一组研究显示，犹太裔加拿大人通常会对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抱有某种集体内疚，但当他们被提醒大屠杀时，这种内疚会下降；美国人在被提醒九一一、甚至珍珠港之后，对伊拉克人受害的集体内疚也会减弱。作者据此提出，受害者身份能同时提供道德赦免和道德许可：在别人眼里洗清恶棍色彩，在自己心里则允许做出平时会谴责的行为。于是受害变成一种竞争中的道德货币。

文章后半部分试图解释，这种粗分类为何在当代加剧。把崇拜受难者追溯到某一宗教传统，只是一种历史解释。更可检验的发现是：在美国、新加坡、德国和巴西的相关调查中，社区规模越大，道德评价往往越简略；对两个世纪以来书籍的分析也显示，“好人”“坏人”这类全称判断变得更常见。作者的推论是，当评价对象从熟人扩到政客、网红和陌生人时，人们没有足够信息做细描，便只能走捷径。这些研究多为实验启动、相关调查或文本统计，不能直接证明当代文化争论都由“竞争性受害”引起。它真正有用的提醒是：把一个人看成彻底的恶棍或彻底的圣徒，代价都很高。前者容易推动过分的报复，后者则可能把不够纯洁的受害者再次推开。灰区令人不适，却更接近大多数真实的人。